走进日记追忆梅汝璈
——访东京审判中国大法官之子梅小璈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曾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在196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如是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上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报记者采访了东京审判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他向记者展示了梅汝璈留下的日记、著作等珍贵档案,并讲述了他心目中的父亲,言谈话语间让记者深刻地感受到梅汝璈的凛然正气与爱国情怀。

    “记得有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孙科)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但有价值有趣味,而且可以历史留名。试想:半年以前,我们想得到有扬眉吐气的今天吗?去年今日,独山、都匀正在沦陷,连重庆都人心惶惶,那又是何等景象?我说:国家兴亡,变幻莫测,这简直是和演戏一样。孙院长说世界本来就是一座舞台,历史也不过是一串戏剧,既是戏剧,你就不妨在这一出里担任一角。”

    这是梅汝璈于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第一天时写下的日记,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劝说梅汝璈出任国际法庭法官,代表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审判日本战犯时的对话。

    东京审判第一天,梅汝璈在日记中还真实记录了日本战犯在法庭上的滑稽神态以及看到这些恶魔后内心的强烈愤慨。

    “因为电光太强,摄影机骚扰太甚,而且法官们的举动又在万目炯炯的监视之下,我对这一大批犯人并没有个人对照认识的余暇,虽然每个法官座上都摆了一张很清楚的犯人照片,而且这照片是依照他们的座次排列的。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脸的土肥原。在东条后面坐的是大川周明,他装有神经病,时时作想骚扰的样子,美国宪兵在他后面制止,有时还要用力把他抱住。他已有书面请求检验他的精神和身体状态。他是二十六名中表演得最滑稽和最引人注意的一个。其余各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塑的人一般。

    “我虽不暇多事辨认这二十六个家伙,但是他们面对着我的这一群,使我内心产生无限的愤恨,无限的感触。这些人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的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梅汝璈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长年坚持不懈。可惜,在后来的辗转迁居和政治运动中,包括日记在内的不少资料都已丢失。保留至今的《梅汝璈日记》只有一册,记录了他从1946年3月20日飞抵东京到法庭正式开庭后共50多天的工作生活情况,这个日记本的最后一页还清楚地写着“6月14日(应为“5月14日”)起见另册”。而今,这本日记已成为后人了解梅汝璈及其在东京审判期间所见所闻的重要档案资料。

气韵如梅 雪虐风号愈凛然

    东京审判期间,梅汝璈曾几次返回南京述职,每次都能回家稍作停留。梅汝璈的夫人肖侃女士生前曾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梅汝璈作为法官,不能随便透露法庭的工作情况。”但是,据她细心观察,梅汝璈的状态很不轻松,可以推断,法庭的工作一定遇到很多困难。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东京审判的进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当时,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处在战后“医治创伤”、恢复建设阶段,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常会影响法庭的审判,不公正、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完全有可能发生,法律无法真正独立。

    中国作为战胜国,其法官和检察官代表在异国他乡要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仍然需要积极抗争。面对外国人的无礼,梅汝璈决不退让,“法官座次之争”便见证了梅汝璈的这种坚持。同时,他清醒地反思,深切地担忧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他在日记中写道:“记得三星期前,刘专员告诉我他和美军某下级军官交涉华侨配给的问题,美军官便毫不客气地说,‘报上不是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吗?华侨又何必要比日本人好的配给呢?’刘专员把他驳倒之后,他又说,‘算了,我们谈别的吧,中国为什么还要内战?我们谈谈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争的是什么,好吗?’——遇见这种人真是叫人‘啼笑皆非’了,所幸我住在这里还没有遇见过。不过,‘止谤莫如自修’,中国还得争气才行。不争气,人家口里不说,还不是‘心照不宣’吗?”无论是在笔下,还是在实际行动中,梅汝璈都表现出决不甘居人后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与逆境搏战的坚毅和勇敢。

潜心写作 一段历史半部书

    20世纪60年代前期,梅汝璈潜心写作,发表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专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写成了一半。然而,由于“文革”,梅汝璈的写作无法继续,他的日记和很多资料也不幸丢失。我们现在看到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只有前四章,是梅汝璈未完成的“半部书”。尽管如此,这半部书仍然是国内外关注东京审判的学者和广大读者深刻了解东京审判、国际法等相关知识的重要参考资料,它揭示了许多局外人不知的历史细节,弥足珍贵。

    “文革”结束后,梅小璈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捆400格的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东京审判的情况,从法庭的组成过程到甲级战犯名单的确定,从法官的座次排列到法庭内部工作制度。原来,这就是梅汝璈所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前四章的手稿。梅小璈向记者介绍说:“这一捆手稿是家父在‘文革’前誊清的,‘文革’开始后,他无法继续写作,后来,我只找到了这些。”在东京审判期间担任中方检察官顾问的著名国际法学家倪征 先生曾对梅小璈说过:“梅汝璈曾与我讨论过这部书的下半部,就是没来得及写完,有些札记、图片找不到了。”

    1988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已定稿的半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的老同事倪征 先生、著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教授都为这半部书撰写了序言。梅小璈惋惜地说:“如果父亲的日记比较完整,也可能成为续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后半部的现成资料,但是已经无从找寻。当时,我们也未能有意识地保存一些东西,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除了丢失部分文字档案,一些珍贵的实物档案也没有保存下来。梅小璈进一步向记者介绍说:“当年在东京,国立中央大学(后来更名为‘南京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顾毓琇博士等人曾赠给父亲一把宝剑,鼓励他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后来,父亲辗转香港,海关将宝剑视为武器予以存留,不允入境,同时开具收条。60多年过去了,保存收条的亲戚早已去世,宝剑也下落不明。”

献“宝”为国 警示后人常反思

    现在,我们从不同的传播媒介上都可以一睹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身着法官袍服的飒爽英姿。提起父亲穿过的法袍,梅小璈对记者说:“这件法袍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在当年那样一场体现国家地位的审判中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是历史的见证,是对后人的警示。”1998年12月,梅汝璈家属将仅留存下来的东京审判判决书英文打印初稿及梅汝璈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官袍服无偿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此后,梅汝璈的夫人肖侃女士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抗战是四亿五千万同胞的共同事业,梅法官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大局已定、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历史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去做这样一个工作,他除了竭尽全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把工作尽可能地做好之外,别无选择,别无所求。至于谁来穿这件法袍,谁来坐这个席位,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人赢了。”在梅家人眼里,梅汝璈只是尽职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在他们心中,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1973年,梅汝璈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这一年,梅小璈21岁。梅小璈说,父亲在世时,很少向子女谈自己的工作情况。由于“文革”,加上年幼,以及父亲职业的特殊性,梅小璈更是很少有机会与父亲深入交流。梅汝璈逝世后,与梅汝璈共度一生的肖侃女士在梅小璈的成长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梅小璈在母亲的教育下时常重温父亲的正义与担当。

                                                                                                     颜嫣摘自 中国档案资讯网 来源:《中国档案报》 作者:窦尉